三论宗教与世俗生活——谈中国的“神”之三（未完待续）
清廷退位，孙大临时总统上位，宋教仁等几个刚满三十的小青年赶紧把美、法共和宪法拼拼凑凑出来一部《临时约法》，据说只用了两三个晚上。五权分立，五族共和。总的说来，有模有样，也可谓天下归心。民国铺子开张了。
直到这时，可能孙黄心里还不敢相信幸福来得这么突然、容易。手中无兵，唯一懂点军事的黄克强，也熟悉的是青红帮的那套。国民党也仿佛哥老会，全是江湖那套规矩。要真是治国安邦，还得靠袁大头。何况，与其说，民国是孙黄打下来的，不如说是袁大头逼出来的。所以，孙中山打定主意，让位，自己去修铁路，顺便每月支2万大洋的薪水（这笔钱当年可在北京买100套四合院，不少了，革命目的达到了）。国内外舆论一片赞声：不愧是中华，上位的（孙）不恋权，下位的（袁）有抱负，中国可能要雄起了！本来么，袁大头的威名，从甲午战争开始到民国初创，几十年的闯荡，并非浪得！如果从这时，真的进入共和，真难以想象中国后来的局面，也恐怕不可能有后来的二战了。
另外，就民初社会来说，尊崇共和，敬畏民意，倡导自由民主，一时蔚然成风。早醒者们奋力呐喊，各种学说纷纷登场，各色人等，不一而足。如章太炎、辜鸿铭、王国维、梁启超、康有为、吴稚晖等等，新旧观点冲突激烈，畅所欲言，当然也鱼龙混杂。观点不见的正确，但是态度都很可爱可敬，有泱泱君子之风。陈丹青老师在《退步集》里对此也大发感慨。可以说，当时的知识界有种百花齐放的局面。而无论新旧人物无不有开天辟地的豪情。
相对于知识界，那时老百姓们猛地没了主子，还不习惯。日子也还没有安稳，饭也没有吃饱。各种神佛道基督无不登场，色彩缤纷。
可以说，这时候民间已经没有神，也可以说，有神，但是八方神仙，太多，也等于没有神！
而且，清退民进，并无大的血腥，经济上也有所发展。要不，袁大头为何后来成了硬通货，到40年代还流通于民间，老百姓还买账呢。
这时的亚洲第一共和国的局面真的不错！
可惜，咱们中国老百姓的点儿真是背！
国民党除了孙黄几人外，本没有什么人才，都是些鸡鸣狗盗之徒。要论治国，还得靠袁大头，袁大头靠的还是原来前清那些小老大。所以，
孙黄不睦，宋教仁这“冲”小子想独立组党，参选总理，预备以内阁制来制衡总统。而袁大头自认天下共和首功，当然主张总统制。这样下去，如果君子之争，软性博弈，其实中国也会形成一个真共和的模样，无论最后是什么制，都不可能再是一家（袁家）或一党（国民党）的天下。可惜，历史没有这样走下去。
平心而论，那时台面上的人物，多还古风犹存（不信？建议读读《古春风楼琐记》，政见之争，虽也有杀戮和鲜血，但大家也恪守各维其位的信条，彼此之间还是相互仰慕，少于非理性的辱骂，有真心为国的激情。）
本来，袁大头也很欣赏宋，那时不过这小子真的学起美国反对党的做派，逢袁必骂，而且确实难听。袁老大忍不住对身边人发牢骚“这个鬼小子再骂，老子杀了那么多人，还杀不得你小宋么？”。不过牢骚而已。因为，大总统刚刚坐热，规则尚未确定，实在没有必要先开杀戒，坏了自己的英名。
袁大头没想到，有些奴才当惯了奴才，赵秉钧是也。赵是过渡政府的代总理，托老大之名，干掉想当总理的宋，自然自己也就可以免掉“代”字。算盘太精了，但手脚却不太利索！事情败露，矛头指向袁大头。上海警署也真秉公办案，追查到了赵，预备起诉。袁大头也恨死了这些成事不足的奴才，毒死了赵，结果更落个“卸磨杀驴”的名声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民国后的袁大头屡出臭招，直到把自己弄得个“遗臭万年”。我倒有个看法，这全是他用练熟的宫廷权术来玩共和的游戏所致，是心态没有及时调整，没有“与时俱进”的结果。他这个人本性其实并不坏的，也能够说忠心为国，甚至以后搞洪宪家天下的初衷也是如此。（我这样说，预备挨砖头了，呵呵）
所以说，有好的想法，还要有好的方法，才能办成好事。近代，我们往往把对好事情的向往，看成是好事情的本身，做起事来全凭激情，结果却离初衷太远，实在是缺了务实求方法的精神。（当然，这样说并不包括那些玩权术求私利的小人）。
++++++++++++++++++++++12.23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
宋案之后，国民党人（以下简称民党）义愤填膺，既然有鲜血在前，当然应杀回来以报血仇，失去了立党建国的政治理性。当然，这也难怪！袁大头这帮前清大官没有牺牲，只是由权谋取天下，民党人心里本就不太安逸，也不太信得过，当可理解。不过，换个思路：当时，因宋案激起民愤，且案犯已获，矛头所向直指袁大头。袁大头诚惶诚恐，屡屡解释，不敢违逆民意（这还是与前后的独裁者们的作风有所不同）。如果因势利导，在临时国会中争得对总统制的更多限制乃至实行议会制，当可又是一番不同气象。可惜，没有！
中山揭竿而起，二次革命，但天下初定，民心思定，结果垂成，只有再次出走日本。袁大头当了总统，然而却反复思量：反目成仇的民党人还在，总统怕未必能够作稳，况且，所谓民主确实讨厌。我袁老大本事前清重臣，革不革命与我无损，现在我革命了，你们却还信不过，左右牵制，不爽不爽！而且，我也是忠心为国，有个国会内阁太麻烦，只要能够让我令行禁止，一定可以干出个名堂，何况中国这些愚弱的国民造成了“特殊的国情”，恐怕也只适合强权。所以，国情论的版权当归袁大头，后世伪共和老大们都沿用了这一偏方。每逢小老百姓们要求民主，必是受西方自由化思想蒙蔽和违反国情，言之切切，理所当然，包医百病。如果不听，哼哼，那就是投靠洋人的卖国贼了，帽子一戴，杀刮由我了，呵呵！
所以从袁大头开始的中国伪共和老大们，有了不同于那些家天下的老大们的绝招，对付小民的绝招。以前，皇帝老儿们本就有天下第一号老大和天下第一号神仙（奉“天”承运么）的名号，一手里捏着乌纱，一手里有着孔教经书，如果两者都不管用，就图穷匕现，这些招数足够了。共和以后，形势有了变化，虽然总统也还一样是老大，但总知道20世纪了，世道不古，科学昌明，再说自己奉天承运、神仙后裔，没人信了！自从破了科举，考公务员也不考儒经了，儒家也没人信了！没有了名号和学说，师出无名，光是乌纱、钱袋和刀剑，都只是“术”，收不了“灵魂”。好比，唐僧对孙猴子，没了紧箍咒和去西天取经的伟大使命召唤，就只有“哏儿”了。
收“灵魂”？呵呵，我不是民国的总统么，托名共和，也就是说我这个总统是你们国人让我当的，那我就是国人的代表了。既然我是政府，我是代表，也就是“父母官”了，我那你反对我，也就是反对国家、反对政府、反对国人代表、反对人民了。哦，不错，逻辑严谨！别说，这一套，对少受教育和只顾填肚皮的大众来说，确实唬人！从此延用，按下不表。
然而，魔术师的魔术固然可以唬人，所谓唬人，是指如果你不仔细观察他行云流水和指东打西的手腕动作，还真看不出破绽。但，魔术终究是假的，只要你仔细思量，不行就放慢动作，眼神集中，注意力不轻易被转移，呵呵呵，一定会露出原形。针对袁大头的招数，您只要轻声问一句：“既然是我们让您当上的总统，您是我们的代表”，可是我们从没有签署过给您的委任状啊，而且，既然是我们让您当的，那我如果想让您不当，您会不当么？
袁大头真的可爱！觉得既然孙文已经“颠儿”了，我大总统已经一言九鼎，那把大总统换个名号“皇帝”，恐怕也无所谓。本来么，也差不多的了么，都是老大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自己说好不算好，得别人说才行。所以，从美国请回了个书呆子教授古德诺，给点软课题经费10万大洋（赶上呆子教授十年的薪水了），研究研究我应不应该当老大。书呆子教授研究的结论是，应该应该，十分应该，简直就是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的（我的天，这个美国鬼子，怎么知道咱的特殊国情的。）。杨度等一帮预备抬轿子和当开国元勋的小子，也帮腔，并动员了些窑姐儿投请愿表。结果，真哄的袁大头下了决心。老袁老了，真是老了，聪明一世糊涂一时（偏偏这一时不仅让他自己身败名裂，而且也让历史改变了走向）。一帮窑姐儿的话能信么？她们可是给钱什么都可以卖的啊！还有，袁大头的瘸腿混小子袁克定，大概因为身体残废导致心理自卑，非要把老子架上火炉烧烤，预备当继任皇太子，也不看看自己的那副嘴脸（严重声明，并非歧视残疾人），德性！
一班人唱念做打，真是不懂当今已是共和的天下了么？不是，知道，但只是皮毛，只是克服不了自己心里的小九九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康熙那会儿，还熟读经书，到了晚清后，台面上唱戏的主角，不是武夫就是流氓，没几个正经读过书的（无论私塾还是留洋），反正都没多少文化，只知道自己能够吃香喝辣威风十足就可以了。全把自己当成演戏的戏子，争当头牌，听听喝彩，哪知道台上再风光，也不过是给别人看的，戏子总归是要下台的，何况，台下的人连饭都吃不饱，哪里有精神来看戏呢。更全没有以前“达则兼善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”的精神追求了，没有了灵魂！
+++++++++++++++++++++12.29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+
闲言少叙，袁大头要做皇帝了。西装穿着不舒服，还是长袍马褂合身，哪里知道新上身的衣服总得耐心适应两天，兴许就舒服了呢。惰性啊，惰性！
袁大头也想，原来前清老大搞虚君放权的立宪没搞成，兴许因为他们骨子里是满人。如果我袁头来搞，汉人天下，况且立宪制下皇上是没权的，“子孙们也要被架在火上烤”，牺牲我一家幸福全中国，多高尚！（袁登极诏书里就是这么说的）。可是，那时的国人并不糊涂，是啊，纵使你老袁能让权，你的子孙谁能保证。只要这出戏还是独角戏，那就难保我明天不又被你骑到头上，杀刮由你。
所以，连曾经受过袁大头捐资助学私恩的蔡锷,也不干了，到云南“翻”了，袁大头的嫡系段祺瑞（留德的军事高材生）也不干，全国各省都督里只有3个愿意再来给袁家抬轿子（从这里可以看出，民初共和理念已经深入人心，不可逆转了，连学英国立宪也没人答应）。袁大头急火攻心，没几天就“翘”了，死前交还国权于共和，并说了两句话“一世英名毁于一旦”，“为日本去一大敌，看中国再造共和”。袁大头的内心可见一斑。我一直觉得，论个人私德，即使公心，袁也恐怕远好于后世的许多共和老大。历史和社会的吊诡也正在此，如果不能顺应大势，一己虽能保证其私德公心，也很有可能作出遗臭万年的事情来。更何况，作为个人，我们在近百年来看到的私德败坏、公心荡然的权谋小人还少么，这就是我们民族近代的可悲之处！
引申出来，所以我说，孔夫子以“修身”作为平天下的起点，所有宗教讲求的个人的“真善修为”实际上与现代社会的塑造毫无关系。个人应当成为“自治”的、追求“自我解放、自我实现”的现代公民，看清大势，积极理性地参与整个社会肌体的改造、建设和完善，我们这个负重前行的民族才有希望！
共和回归，但是由于无人再有袁大头的号召力，各方势力纷纷登场，段祺瑞、吴佩孚、冯国璋、曹锟、张作霖、张勋等等，往来征伐，争得是一个正宗的共和“法统”，但骨子里认可的还是对孔教之天下的“四书五经“，既认为共和制度好，能够救民于水火，但都认为这个“用”共和制度救天下的人只能是自己，况且当独老大还有那么多的风光好处。既有名，又有利，多好的生意！可惜，为谁来负责，选择的是——打！好比，两口子都爱自己的儿女，各有教育的思路、办法，又互不认同，大吵特吵，干脆离婚，把真正的目的倒还忘记了，结果受罪的还是“孩子”。为什么不能坐下来，理性宽容的相互听取一下对方的意见，大不了多请些人投票表决，最后商量着办呢。纵使不好，也不至于太坏吧。北洋混战就是这样，生灵涂炭。（顺便说一下，段、吴、曹等人论私德，恐怕也远强于后来的人，不愧是袁氏嫡系。）
缺乏理性，缺乏包容，缺乏和气，缺乏协商，自以为掌握真理，拯民水火，心底里同时算着小九九，面子、位子、票子全占，别人不容染指。否则，刀枪伺候。名利兼收，吃干拿尽，这个德性，也被后世继承下来了。说白了，大家都还是把共和当成一种可“用”的制度手段，而不是一种精神也。总之，北洋群阀的游戏规则还是老一套，跟三国一样。
不过，这时无论怎么打，北京的北洋政府始终是一块招牌，代表中国，也做了些好事，出兵把搞分裂的外蒙王公给修理了。并且，这时的各位老大，如曹锟辈，要选总统，还得花钱买选票，虽说也是下三滥的招数，但总比“刀枪命令”来的温柔，也说明心底里对民心还是有所忌惮，不敢过于放肆。甚至也出现过，国府总理被法庭传讯的事情，内阁部长遭民意弹劾、司法判刑更不鲜见，报纸新闻也敢直指任何当权者。
风气不好，但偏之不远。想想，才从几千年的帝制里走出来，能做成这样也还算过得去了。
本来可以做得更好，因为几十年来一直虎视眈眈的东西洋鬼子们，这时候因为分赃不均，也拉开架势“开练”了，各国鬼子后院起火，当然得先去灭火。这时候本来中国有个喘息的机会。因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，中国人给内外老大都压得透不过气来了。“一战”是天赐良机，各国鬼子在战前战中为了争取中国支持（没钱还是可以帮个人场么，还是往欧洲派了几十万劳工），还给了中国不少让步。可咱这些北洋老大们，唉，没醒！还在打！
不光如此，中山博士觉得北洋败坏了自己缔造的共和，尤其觉得北洋那帮老粗不懂共和，回广东又“翻”了。注意，这是从东洋回来以后，据说，中山和日本政界有共识：“一战”主要是老帝国鬼子们之间的内斗，给了黄种人趁机做大的机会，中日要共同担当建设“大东亚共荣圈”的责任（所以，几十年后的那个共荣圈的最早出处在这里，当然含义可能有所不同）。中山拿了东洋鬼子的钱，也说不一定。（因为，中山自己当年洗盘子是挣不了什么钱的，以前革命全靠海内外同胞捐款，可搞了那么多次，同胞们已经有点吃不消了，所以都叫中山“孙大炮“，光吹牛皮，可是共和还没有实现。）东洋鬼子的算盘精啊，无论中山此去成败，都坐收渔翁之利，成则中山自然感恩，共荣圈有望，败则至少也把中国搞个天翻地覆。中山也是没办法，以前找过英美列强，都不理他。中山只有找东洋鬼子了。
拿东西洋鬼子的钱，办自己的事。这是那个时代政治人物们的通例。因为咱自己没有钱么，让前清老大们都赔款赔光了。所以各种借款，不胜枚举，北洋、中山都借了不少。但据说，大家都没打算还。老袁向东洋善后大借款，举国大骂，可是袁大头说得好，“妈的，先借钱回来用着再说，等咱发展起来，还他个屁！这些钱，本来都是他们从老子这里抢走的”。话糙理不糙，好比有个强盗抢了你的钱，因为你身体差，抢不回来，那就好言好语先借点回来，多吃补品，多以财生财，等身板壮实、荷包鼓鼓，那大可不必还了。20世纪初，本不是个讲公理的世界。当然，这个时代也快要过去了。
不过，因为咱没有钱，政治人物拿鬼子的钱，办自己的事。虽可理解，但也确实开了很糟糕的先例。不管还不还，在不断求别人借钱的时候，总还是出让一点利益的。有的时候，也不免要受债主的随意摆布，摆布的依据就是债主的利益。这个时代，对中国，英法美鬼子们主要靠钱来办事，俄国人靠枪，日本靠钱又靠枪，一目了然！
广东“护法”，中山“杀”回来了。这次，中山知道再像以前走江湖黑社会的路子不“中”，这次干脆找地方的实力军阀，毕竟正规军，有战斗力呀。有钱，当然好办事。国内地方老大们，如陈炯明、唐绍仪等有枪缺钱，自然跟着中山干了。但这些老大，眼睛里主要盯着的是中山荷包的大洋。一旦没钱，或者把钱骗光了，呵呵，也就是你中山走人的时候了。结果，中山的钱给骗光了，下场也就是又“走”人。一而再，两次护法，中山的下场都是如此。佩服中山的精神，屡战屡败，屡败屡战！唉，中山这人真是实在啊，很容易上当受骗！。
++++++++++++++++++++++07.1.4++++++++++++++++++++
其实，趁洋老大们无暇东顾，北洋和民党也曾议和，双方都呼吁“统一中国”（那时南北分裂，多数洋人承认的是北京北洋政府，而不是孙中山的南方广州政府），可是谁都不想迈出第一步，形成死局！（其实，论北洋和中山的共和又相距多远呢？实在不远。）
可时不我待啊，人家洋人的内乱结束，回头来一看，你们中国人还在“窝里斗”啊！本来还以为你们借这个机会已经翻了身了，结果没有。那原来的规矩继续。
中国“一战”也算战胜国，却落得个仍然割原“德占”青岛给日本的结局，确实悲惨！亡国之痛，任人宰割！
正是由于东洋人的寡廉鲜耻，落井下石，国内的无论哪位老大从此都不敢跟小日本走得太近，以免惹一身骚。而小日本也变本加厉，自此视中华为他们的刀下鱼肉，任意宰割，只是很多时候也要看看英法俄美等列强的颜色，不敢吃得太快而已。
除日本外，还有一个北极熊俄国，近代从中国也强取豪夺，欺人太甚。而这两个都是我们的邻居。并且，从后来历史发展来看，正主要是这两个国家对中国影响至深。
而那时国人的思想，由儒释道转向新学西学，一时难辨方向。其实，19-20世纪中叶，也是西方思想发展最为迅速，各种学说和门派色彩纷呈，尊重人性，强调人权的学说也才露头。其实，新学、西学中哪些东西是主流和方向，那时连正宗的西方人也还没搞明白呢。不过，还好，那时的西方社会重视的是商业，“一流的人才去经商，二流的人才去教书，三流的人才搞政治”，就是那会儿。言论自由、宽松，随你说什么，没人管，当然这个氛围也确实和当权者（那时的西方也就法美是真正的共和，其他的国家都还是君主制）的气度、文化的传统有相当的关系。
包括东西洋、大中华，历史发展至此，都是顺着一种理所当然的神圣驱动力在前进。这个神圣的驱动力就来自于根本的人性，包括真善美、假恶丑，但都是自然产生。也许当一个人的人性，在我们看来过于弱小、不可靠，但是当他们集合成为一个整体，没有一个人能够超乎大家之上和拥有绝对权力，每个成员的经历对所有人都是财富，大家在道听途说、谈古论今的过程中，其实也在不自觉地校准同一个方向。经济学中有个说法，“无形的手”，那是自然之规。那我这里也认为，人类社会也存在着这样一个社会之规，这个社会之规可能使得人们远离假恶丑，减少杀戮和阴谋，减少饥饿和贫穷，增加财富和幸福。只是，这个社会之规，并不负责预言未来，也并不干预人们自主的灵魂，一切都是自然的。相对于宗教而言，它更加重视人们现世的幸福。
大家可能会疑问，那以前的皇帝老儿不是有绝对权力么？我认为，他没有，任何靠“天”或“神”的名义来获得权力的，人们多少在心底里都会有个折扣，起码7折，因为第一，“天”、“神”谁都没见过，那你代表“天”或“神”来专政我的时候，总得给个说法。光靠新旧约全书、四书五经是实现不了专政的。第二，即使有天神，也是我升天下辈子才能见到啊，现世的幸福还得靠我自己吧。况且，下辈子的幸福我可以靠这辈子做善事存款，下辈子取，多好的事！从控制论的角度来看，这是个完美的闭环控制。
可是，历史至此不同了。（这也是，我为什么把北洋时期写的那么多的缘故，因为那个时期几乎是我们走向共和的最好的窗口期（window），稍纵即逝，物是人非，一切都已不再。历史不像我们已知的那么简单啊！）
北洋部分到此为止。
后面还有，继续写，写到哪里呢？请有兴趣的好友们给我鼓励和建议！
另外，最近会很忙，写得会比较慢，请好友们谅解！
: 文学
